作者// Mark O'Neill
馬克．奧尼爾（Mark O'Neill）生於英國倫敦，畢業於牛津大學新學院（New College）。1978年開始在香港、中國大陸、台灣和日本等地為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、路透社、《南華早報》及其他媒體工作。 馬克身兼作家、記者和大學講師多職，在大陸生活逾16年，現居香港。能說、寫中文（普通話和粵語）、法語和日語。著作包括：《慈濟：慈悲濟世》（Tzu Chi: Serving with Compassion）；《闖關東的愛爾蘭人：一位傳教士在亂世中國的生涯》（Frederick, the Life of My Missionary Grandfather in Manchuria）；《參加一戰的中國勞工》（The Chinese Labour Corps）等等。

看著香港街頭警察和示威者衝突的場面，腦海不禁泛起1975到1978年間（共三年半）我在貝爾法斯特（Belfast，北愛爾蘭首府）生活的那段日子。香港和貝爾法斯特，都可說是我的家—貝市是家父和祖父出生長大的老家，香港則是我本人現在長居的地方。

我到貝市工作的時候，正值北愛爾蘭民眾武力抵抗英軍鐵腕統治的高潮。那些以暴抗暴的局面持續了近30年（史稱The Troubles，一般譯作「北愛爾蘭問題」，本文下稱「動盪卅年」），直到1998年英國政府和愛爾蘭政府簽訂《受難節協議》（Good Friday Agreement），衝突方告結束。這個和平，代價太大了：共約3,500人失去寳貴生命（約一半是平民），其中186人年齡不到17歲；受傷的超過47,500人。

北愛爾蘭曾經是英國一個充滿活力的地區，我卻親眼見證無數家庭被持續的暴力給毁掉。結果，旅遊業無以為繼、投資者裹足不前（本地和外來投資急跌）。北愛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，得仰賴英國政府的巨額補貼來維持。各業專才成批成批地移民他去，不少我認識的年青人大學一畢業就「外逃」—到愛爾蘭共和國、英國本島，甚至到海外找生活去。

遙想1955年時，北愛爾蘭的生產總值佔整個愛爾蘭島總產值的38%；但到了2005年，這佔比已跌到25%。在我旅居北愛的日子裡，當地經濟幾乎是逐日逐日地走下坡；店舖早早關門、鐵閘嚴嚴鎖上，太陽才剛下山，街道已不見人影。

聯繫到今天香港事態的發展，上述景象弄不好將成為明日香港的噩夢。迄今，香港經濟根基仍然堅實（以此城為家的人應知所珍惜），然而，這座城市也開始感受到經濟的壓力。我離開貝市好幾十年了，但此時此地爆發的危機，勾起我腦海中彼時彼地的如潮回憶。眼看今天的香港，心中充滿不祥預感：它會否走上北愛爾蘭的險途？

愛爾蘭也有一國兩制

表面上，此城彼城一今一昔的動盪，有其相似之處：在某些方面，北愛之於愛爾蘭，猶如「一國」（中國）「兩制」其中特殊的那一制（香港）。愛爾蘭早於1922年已脫離大英帝國，取得獨立地位；而北愛爾蘭是整國愛爾蘭島上唯一不隸屬愛爾蘭（共和國）的行政區域—北愛人民通過投票，成功爭取這個行政區域留在聯合王國。

另一共同點，是當年北愛的抗議浪潮由學生發起（一如今天香港的勇武青年），運動初期，他們得到廣大社會民眾的同情。

「動盪卅年」期間，北愛是一個二元社會—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？若你不屬於「這邊」，你必屬於「那邊」，沒有「兩邊都不是」的空間。今天的香港開始出現這種現象—「你說普通話還是廣東話？你是大陸人還是香港人？是『黃的』還是『藍的』？」你都來不及辯駁，或者解釋。

做生意的也面對同樣的困局—特定的店舖或生意遭示威者針對。它們之所以被「選中」，或因為它們是（或者相信是）大陸資本的店，或因為東主曾公開譴責示威運動。

但是，可以相提並論之處，到此為止。香港目前的情况，遠勝當年的愛爾蘭。今天的香港，活像1969年1月的北愛。

首先，愛爾蘭的衝突，可以追溯到17世紀。其時，英國已經統治愛爾蘭凡400年，但仍不斷面對愛爾蘭人的抵抗。作為應對之道，英國於17世紀毅然實行「打土豪」（從本土北愛爾蘭領袖手上沒收了約50萬英畝土地）、「分田地」（把地分給從英格蘭和蘇格蘭移民過來、操英格蘭語的新教徒，而斷不會分給操蓋爾語（Gaelic）、信奉天主教的本土愛爾蘭人）的政策。

在英國治下，愛爾蘭島原來共分32個郡。1922年，英國同意南部26個郡合併成一個新的、獨立的國家，但同時把東北6郡劃入稱為「北愛爾蘭」的全新大區，維持英國（即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」）其中一員的地位（而不從屬新生的愛爾蘭國）。在北愛，約三分之一人口是天主教徒、三分之二是新教徒。

北愛政府和企業銳意保存其「新教徒」的身份本色，在招聘、住房分配乃至其他領域的決策上，都歧視天主教徒；他們操弄選舉分區劃界，確保新教徒取得盡可能多的議席。

北愛的「動盪卅年」，始於1969年1月4日。當日，學生和其他活躍分子從北愛的倫敦德里市（Londonderry）出發，徒步長征往貝爾法斯特，抗議政府在各領域對天主教徒的歧視。途中，他們遭到約300名手持石頭、鐵棒的人施襲。警察竟袖手旁觀，不加制止。

今天的香港，活像1969年1月的北愛—目前正處於街頭抗爭的階段。

在貝市街頭，不少建築都繪畫了紀念愛爾蘭共和軍（IRA） 的巨型壁畫。40年前的北愛示威浪潮由學生發起，在愛爾蘭共和軍當中，亦有不少是年青人。

危險的和平之牆

我遷居貝市那年，也就是1969年伏擊事件發生後六年，北愛的衝突大大惡化—經常會有不同的武裝衝突同時在進行著，可以是英國保安部隊和愛爾蘭共和軍之間的游擊戰（伏擊、謀殺、爆炸無日無之）；也可以是新教徒社區和天主教社區之間土地和樓房的爭奪戰。為管控這些武力爭鬥，英軍乾脆在多個城市修築巨型「和平之牆」（Peace Walls），防止人們由衝突的一邊跑到另一邊。

經過一段時間，北愛的街頭示威（像我們今天在香港看到的）大部份已然退潮—雙方都使用武器，實在太危險了。

為盡可能全面地報導外面發生的事，我騎自行車在貝市滿街跑—要穿越隨處設置的路障、「和平之牆」或擁堵的車陣，你只能騎車不能開車；而且這樣也比較安全—誰都知道，沒有人可以帶著炸彈騎車。

一位天主教徒朋友引領我到（愛爾蘭）共和軍控制區，參加一個合唱團的活動。我每周兩晚跟他們一起練歌，這是一個外人了解天主教徒的生活和想法（包括為何同情共和軍）的最佳途徑。

音樂，是貫串「動盪卅年」的一個重要元素。敵對雙方都有自己縈繞腦際的歌曲、憂鬱凄美的旋律，時常在戰士出征之前唱奏，以壯士氣。這些作品也起著感動海內外支持者的作用。今天香港的《願榮光歸香港》，不也起著相似的作用？

另一個元素是黑色幽默。以下是一例：

1970年代的貝爾法斯特城，很少市民會在入夜後外出。但Billy已經厭倦每晚總是呆在家看電視，終於，一個晚上，他跑到市中心，找一家電影院看電影，看完大呼過癮，然後坐公交車回家，下車後要走10分鐘的路才能到家。路上人影沒一個，唯一的聲響，是來自小隊英兵那鑲鋼靴子重重踏步所發出的「梆梆」聲，以及遠處皇家阿爾斯特警隊（Royal Ulster Constabulary）警車的警號聲。Billy加快腳步，左右張望，直到安抵家門，才長長舒了一口氣。他正要伸手抓大門門把時，感到有像鋼管似的東西抵住自己的脊背。

一把聲音問：「新教的還是天主教的？」

Billy不由渾身發抖—是生是死，就看自己怎麼回話。他腦中翻騰良久，蹦出了一句：「猶太教的。」

「算你倒霉了：我是城裡唯一的巴勒斯坦人。」

類似的笑話還有很多。它不失為幫助大家熬過天天被搜身、不時傳噩耗的日子之良方。

別忘了記者證

我們跑新聞的，當然沒有武器；但不少我們要訪問的人卻有。所以，我們必須確保對方知道我們的身份、我們為誰工作，並且沒有（貝爾法斯特人說的）「暗門」（trap door，即「貓膩」或「使詐」）。

我經歷過最危險的時刻，是一個周六的早上—在共和軍控制區。一輛載著四個年青人的車子在我的自行車旁停下，其中一個青年下車，問我在那裡幹甚麼。我告訴他：「找一個住在這個區的朋友。」「記者證呢？」我機械地把手插進褲袋裡，才猛然想起早上剛換洗衣服，證件留在了「星期五」的褲子！無奈，我只好如此這般向青年解釋。

小伙子穿的雨衣滿是口袋，腰間可能別著手槍。街道盡頭處是一座已廢棄的紡織廠；英軍的狙擊手從建築物的窗子向外窺探，視線範圍覆蓋整個片區。因此，小伙子有大概30秒的時間，決定要不要把我抓進車子。最後他說：「離開這裡，不要再來」，然後跳進車廂，車子連隨呼嘯而去。 

兩天後，我仍舊騎著車到「不要再來」的那個片區，找到共和軍的辦事處。我向那裡的人出示我的記者證、解釋此前發生過的事、為我的疏忽致歉，並保證下不為例。那人把流行音樂頻道的音量旋到最高，以干擾英軍竊聽。

「行吧！」他說，「你可以再來。不過：別忘了帶記者證。」

今天的香港也一樣：新聞工作者要躲過暴力對待，記者證萬萬不可或缺。

北愛首府貝爾法斯特是家父和祖父出生成長的地方。圖為祖父曾在當地事奉的教堂。神職人員在「動蕩卅年」期間，曾歇力撫慰在動亂中喪失親人的家屬心靈。

動盪三十年的代價

我到貝爾法斯特那年，甚麼是「好」、甚麼叫「壞」，並非判然有別。雙方都行惡、都犯罪；多少無辜百姓被殺、受傷，他們的家人承受悲創；雙方各說各話，都强悍不屈、死不退讓；雙方各自擁有報刊和廣播，都偏聽己方的信息、意見，對對方的則充耳不聞。

今天的香港還沒到此境地，但有朝這方向發展的苗頭—你看你想看的觀點，對相反意見卻視而不見、聽而不聞。

在北愛，當初為保護敵對雙方的群眾而各自成立的準軍事組織，發展到後來都變了形、走了樣—變成向老百姓和商號索取保護費、搜刮錢財的團夥。他們控制著市民公餘交際消遣的酒吧；你消費一杯啤酒或一瓶威士忌，賬單中就有若干用來採購軍火或訓練新兵（或者跑到組織領袖們的私人賬户）。

為防止經濟崩潰，英國政府每年花數以百萬鎊計的公帑，支付公務員和數以千計執行保安任務的人（警察、士兵、獄吏，或者那些在你進入賓館、商店或餐廳時搜你身的安保人員）的薪津。

公帑還用於向遭炸彈襲擊而蒙受損失的公司商號發放補償金（保險公司向來不受理因恐怖襲擊而造成的損失），以至有奸商賄賂理賠評估公司，把存貨量多報好幾倍，以騙取政府高額補償金。 

我的其中一位室友在一家裝瓶廠工作。一天下午，我看他躺在牀上聽音樂，於是問他：「今天不用上班？」。他答說：「不用。我剛領了失業津貼。」我奇怪：「但你不是還在上班嗎？」他笑說：「多糊塗啊你，甚麼都不知道—我們的廠座落在危險地帶，政府督察不敢進去。廠裡所有人都拿失業津貼呢！」

「動盪卅年」期間，漸漸形成一條黑社會斂財的「產業鏈」。經濟利益攸關，利益集團大有理由力求維持現狀。

在貝爾法斯特，我親歷人性最光輝和最黑暗的兩面。神職人員撫慰動亂中喪命者家屬的心靈、竭力解答「何以要我失去摯愛」的天問；他們告誡年青人：開弓沒有回頭箭—千萬別加入武裝組織。那邊廂，從衝突中大撈油水的黑幫頭目，心中只計算一己政治經濟得失，哪管過程中犧牲人命多寡？

香港可以從中得到甚麼啟示，其實很清楚。香港仍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，有蓬勃的股市、成熟的銀行業和保險業；有全亞洲最繁忙的港口和機場；大部份市民均希望能作息如常。

香港甚得上天眷顧。北愛爾蘭用上充滿悲劇的30年才凝結成的血淚教訓，今天香港的當權者、示威者和廣大市民必須認真吸取。但雙方能否真誠展開對話，細心聆聽對方，爭取達成共識？

執筆之時，情況似乎仍為時未晚。香港的公民社會既壯且健。懇請早日行動，切莫等到暴力致死的事故湧現、仇恨和暴力越演越烈，那便為時晚矣！

(文中小題為編者所加)